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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邹汉明
一
每一个节日总有一些特定的元素，比如五月初五端午节，一般是少不了菖蒲、粽子以及黄鱼、黄鳝、黄瓜、黄泥蛋（咸鸭蛋）、雄黄酒等“五黄”的。有意思的是，在我出生的桐乡塔鱼浜——这个嘉兴西北角与湖州交汇的乡下，土风与镇上的习俗多有不同，比如粽子吧，我们村就不会在端午节裹。我们小时候吃到的粽子，都是清明节裹的。端午的菖蒲也不多见，田间地头也难得见到这种叫做菖蒲的植物，如果哪家的门上挂着一束威武的菖蒲，多半是别的村坊讨来，或别家的亲戚来我们村做客时随身带来。所以，惭愧得很，这种形状似剑、据说能够驱邪的植物，我小时候并不认得（但我从小就认得与菖蒲十分相像的茭白叶）。再说乡村的土风，隔着一条田塍，也会有所不同。我们深乡下的习俗，本来就没有那么讲究，何况阴历的五月，农忙已经开始，村民也就没那份闲工夫非得大老远找一束菖蒲来挂自家门楣上不可了。因此，即便是端午节，它也是一种被我们村所遗忘的植物。
端午节实在和其他的节日一样，无非意味着孩子们的又一种口福。现在贵为天价的黄鱼，那时候，翔厚或对丰桥集镇的鱼摊上很常见，价格也便宜。父亲吃早茶回家，总会买来一两条，浓油赤酱，与剥白的大蒜头同烧。黄鱼肉质紧密，筷子一搛，呈蒜瓣状，味之美，印象很深刻，也极下饭。
端午讲究的“五黄”，除了这黄鱼，黄瓜就挂在自家的棚架下。黄鳝，田塍的洞穴里也不难捉到。黄酒不必说，家家的灶山头都有一瓶，主妇煎鱼时去腥之用。黄酒当然也是村里的老酒鬼居家不可少的妙物。不过，黄酒有一股草药气，为孩子们所不喜。至于端午的那个咸鸭蛋，我或可以多说几句。
照例，立夏日是要吃咸鸭蛋的，端午当然也仍是要吃。
江南的村庄，门前大多有一条水。我的那个村庄也是这样的格局。记得端午的早上，我照例早早到河埠头淘米烧早饭。淘好米，抬头，忽然看到河对面的岸滩上，青草丛中，一只天青色的鸭蛋，若无其事地躺着。于是，兴冲冲地绕过去，在满心的欢喜里俯身，低头，捡拾……鸭蛋入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是一只蛋壳，蛋壳的一头，有一个筷子头粗的小洞，蛋白与蛋黄，都从这个小洞里被一根针掏空了——是村子里和我差不多的一个小淘气鬼做的好事吧。
于是，在接下来的端午日，我总要如法炮制：将一只掏空的鸭蛋悄悄地放在河对岸。青青的草丛中，一个蛋，白亮亮地引诱小屁孩们去捡拾，去领略那种满心欢喜过后的微微的失望。这是我们顽童记忆中的端午。奇怪，再也没一个人去捡拾，大人见到了，只是笑一笑，嘀咕一句：“哪有蛋是立着的！”原来，为了掩藏那个掏空的小洞，我将鸭蛋竖放在浅草丛里了。
在我十五岁尚未离开村庄之前，我的端午记忆就是从这样一只空心的咸鸭蛋开始的，当然，鸭蛋里面嫩黄的蛋黄，它无与伦比的美味，是每个端午节最实在的内容。
二
一九四七年，丰子恺抗战逃难，胜利返乡后的第二年，全家迁居杭州静江路（今北山路）八十五号“湖畔小屋”。
多年的逃难生涯暂告安定。转眼已是初夏，端午节又快到了，儿时在石门湾过节的记忆，一下子浮上了虚年五十的丰子恺的心头。
六月二十三日，一篇回忆端午的随笔《端阳忆旧》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丰子恺从自己的一幅画写起：
我写民间生活的漫话中，门上往往有一个王字。读者都不解其意。有的人以为这门里的人家姓王。我在重庆的画展中，有人重订一幅这类的画，特别关照会场司订件的人，说“请他画时在门上改写一个李字。因为我姓李。”
读到这里，嘉兴的读者早就笑出声来。丰先生将端午的王字移栽到他的漫画里，为的是美术家眼里的那一种装饰的效果。这个三横一竖的王字，原是端午日正午用雄黄酒写到各家的门上的，“我乡家家户户如此，所以我画如此”。也就是说，门上写王字是石门镇上端午的一种习俗，用于辟邪，跟姓王姓李实在没有关系。但，此事也让丰先生有所警觉，意识到“这办法只限于某一地带；又只限于我幼时……”这里的“某一地带”，当然指丰先生的故乡嘉兴，或者再缩小一点，是他的故里石门湾。
除了各家各户通行古之道——门上画王，二十世纪初的石门湾，端午还有其他的内容，比如附近的庵观寺院，总会送来消灾祛难的“符箓”，领受的人家当然要付一点酬，不过也很乐意付酬。总的说来，端午的花头经也很不少，因为四时（春夏秋冬）八节（清明、立夏、端午、夏至、七月半、中秋、冬至、除夕）中，只有端午和中秋，是人的节日，无须祭祖祭神，而且，端午又特别照顾他们小孩子。丰先生回忆说：
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一月前头就制“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带。染坊店里的伙计祁官，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剑……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放在火炉里，教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同时，买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里煨。煨熟了，打开蛋来，取去蜘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祁官拿到每间屋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指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又用指捞一点来塞在每个孩子肚脐眼里……门上的王字呢，据说是消毒药的储蓄；日后如有人被蜈蚣毒蛇等咬了，可向门上去捞取一点端午日午时所制的良药来，敷上患处，即可消毒止痛云。
门上的王字除了辟邪的作用，原来还有一个消炎的用处，在医疗不甚昌明的年代，这也很可以看出民间的智慧。
想起来了。我小时候，割草常要割破手指，有一次割开的口子还比较长，流血不止，哭着回家，家里又没有刀伤药，母亲就在自家的大门上嘁嘁喳喳刮了一点屑屑，撒在伤口上，再敷以布条。现在想来，这门上紫红而黑的屑屑，大约就是端阳王的遗物吧。
三
周作人曾说，像端午这类季节“怎么起源，有什么意义，可以不去管它”。但端午由来既久，也自有它的文化传承。
以嘉兴一地为例，古往今来，有相当多的诗人，写过与端午有关的诗文。唐代殷尧藩的七律《端午日》，其颔联云：“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艾符”和“蒲酒”，端午的两大元素，殷氏诗中都早早地出现了。唐代以降，每逢端午日，文人间颇流行“泛蒲”的仪式。所谓泛蒲，即雅集饮蒲酒（以蒲根浸的酒）。万历四十二年，嘉兴文人李日华适有徽州之行，其返程的最后一日恰好端午日：“五日，蚤行四十里，天始明。至崇德，买茭首、蒲根。索从者簏中，适得雄黄数块，碾之，与卫伯泛蒲于石门湾。”即使在船上，在杭州回嘉兴的半途，李日华与门人陈卫伯仍不忘充满仪式感地“泛蒲”。士大夫端午日吃雄黄酒的雅兴，原来是一点儿都不马虎。可知端午习俗，上上下下，早就深入人心。
在嘉兴，端午的消费一向不在酒水上，而是粽子。万历《秀水县志》：“端午，贴符，悬艾，啖角黍，饮蒲黄酒。”角黍即粽子。为项映薇《古禾杂识》作注的王补楼，说得最为干脆：“是日食角黍。”与项映薇同时代的桐乡画家方薰呢，为了讨巡游江南的乾隆皇帝的欢心，画了一册《太平欢乐图》进程御览，其第七十三图《端午包粽子》文云：“今浙江逢五日，家户必设粽，取办于市者居多。”这虽出自一个嘉兴人的笔录，到底还有放眼大浙江的胸襟。不过，自从一九三九年五芳斋领取营业执照并很快行销大江南北之后，粽子俨然成了嘉兴一地的专利，以至于张爱玲《异乡记》都写有嘉兴火车站村姑卖粽（但不知是不是五芳斋粽）的细节：“（她们）在月台上和小姊妹交头接耳推推搡搡，趁人一个眼不见，便在月台上一坐，将肥大的屁股一转，溜到底下的火车道上来。可是很容易受惊，才下来又爬上去了。”可知上世纪四十年代，东门的火车站已经是外卖嘉兴粽子的一个窗口了。也不知在哪一本回忆录里，我曾读到一个细节，每次火车歇站，月台上，一声尖细的妇人叫卖粽子的声音传到，乘火车的人就知道，嘉兴到了。
民国以来，一个热气腾腾的嘉兴，原来是裹在一只粽子里渐渐地名声在外的。
在我个人的记忆里，端午与华夏其他七七八八的节日一样，也只是一个勾引味蕾的节日，中国的节日所讲究的，无非一个“吃”字。
但，一个讲吃的端午，终究还只是一个小端午。
四
端午的记忆，单凭小时候的印象，总归不全面。何况塔鱼浜不大，石门湾也只弹丸之地，代表不了江南广大的地方。端午自有它的宏大叙事。它的宏大，不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也不在丰先生的文章中，甚至不在历代文人充满雅趣、略具仪式感的泛蒲中。但它一定是存在的。这另一个端午，我们还得往汉民族的血脉里去找。
细究一个地方的民俗，日记或杂记也许比抒情诗来得有意思。万历三十七年（）端午日，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张云台大参招饮湖舫，观竞渡，士女填咽，所谓一国若狂者也。”日记所记，是杭州的西湖，短短的几句话，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晚明的西湖，端午日有观者如堵的龙舟竞渡！
在乾隆间成书的《古禾杂识》里，也有端午日“南湖观竞渡”的记载：
重午日，梁间贴朱砂辟邪符，胆瓶供葵花、艾叶，正午饮菖蒲雄黄酒。闺人作蟾蜍袋、蒜葫芦、金蜘蛛、绢老虎、钗梁缀、健人符；市上筛锣击鼓，跳黑面钟馗、红须天师；南湖观竞渡。
南湖里的龙舟竞渡，最盛大、最闹猛的一次在乾隆三十年（）。这是有诗为证的：“大船峨峨破空来，小船金鼓喧春雷。前者未前后更集，马奔隼疾湖云开。”乾隆第四次南巡，端午日恰好在嘉兴。皇帝登临名胜烟雨楼，观南湖竞渡，两位诗人——马学乾和吴锡麟躬逢其盛，分赋长诗《烟雨楼观竞渡》和《五日南湖观竞渡》记其盛。这种盛况延续了整整十年，我们完全可以推想血脉喷张的竞渡场面。可惜乾隆四十年后，盛况不再。为《古禾杂识》作注的嘉兴人王寿（补楼），晚项映薇七八十年，他的增补文字出现了这样的感叹：“（端午）市上之戏，久不作矣。南湖竞渡，则乾隆四十年后始绝响矣。又，午后市上惧闭户。”
在王补楼的记忆里，端午的元素——粽子与“五黄”，小孩戴老虎帽，着虎头鞋，额头书王字之类，也还是这个节日不变的内容，但大场面如“市上之戏”特别是声势浩大的“南湖竞渡”，无可怀疑地已成绝响。世风日下，王补楼的连声感叹，令人憋闷。道光以后，嘉兴更因洪杨之役，经济凋敝，人口锐减，郡城再无举办龙舟竞渡的雄厚财力。乱后的同治年间，知府许瑶光为了点缀太平欢乐的景象，一度也曾举办摇快船的比赛，但时间改在了清明前后。上世纪二十年代，南湖里最后一次龙舟飞渡之后，盛况难再，终于归于寂静。这种情况，一直要到近年，嘉兴市政府重振端阳雄风，南湖于是又有了喊声震天的竞渡场面。
“端”者，开也。端午一词，天然地有一种盛大的气象。中国古代认为，端午是一年里阳气最盛的一日，因此称之为端阳。这样一个元气旺沛的节日，理应有龙舟竞渡这一代表汉民族宏大气象的场面出现。而据闻一多的《端午考》，端午本来就是一个与龙有关的节日。龙舟竞渡，我们没有忘记，清代的乾隆年间，持续有十个年头，南湖曾有过擂鼓挥旗的浩大场面。嘉兴的端午，也因此上升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中。这是另一个端午，一个大端午。
大端午和小端午，两个端午，缺一不可。
